监制全方位揭秘,实行总编剧任长箴

导演全方位揭秘《舌尖上的中国》 :展现普通人 newsfabu001 2012-06-03 08:55:18来源:

他们的名字在片尾一闪而过没人注意,他们称自己为电视民工。但就是这样一群仍然怀有梦想的七零后,用一整年的时间拍出了当下红得发紫的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在这部纪录片热播之际,本报记者对该片的执行总导演任长箴进行了独家专访。在她看来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讲述的,并不只是吃的故事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

不会做饭的导演为节目从头学起

执行总导演任长箴眼睁睁地看着团队博客的访问量,从800涨到片子开播前的6720,最后涨到七集全播完后的35万。

去年春节前后,任长箴接到了央视纪录频道导演陈晓卿的一个电话,内容只有一句:我们打算拍一个关于美食的片子,七集。

这个博客名为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前的日子,用大量图片配以文字,记录了从2011年8月2012年5月央视一套播出前,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拍摄团队的不完全拍摄记录。看了博客你才会知道,一帮将镜头对准美食的纪录片工作者,有时在路上只能以方便面充饥。

接到电话之后,任长箴就开始琢磨。恰好在这个时候,她发现了一本意大利人佩特里尼写的《慢食运动》,从中深受启发。在《慢食运动》这本书里,美食学被划分为12个层次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现在的分集,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。最开始,任长箴只是个分集导演。后来就因为她提出了这种分集方式,并且得到领导的认可,她就被任命为整部片子的执行总导演,全面负责起整部纪录片的拍摄。

北京人张贵春火了。他是第七集《我们的田野》里的主人公。剧组开拍的第一个场景,拍的就是他在屋顶阳台上种菜的情景。央视一套播出这一集的时候,任长箴的助手给张贵春打电话,我正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,待会再说,张贵春在电话里回答。后来,他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给剧组,说祝剧组全体成员吉祥如意,万福金安,以表示感谢,虽然他跟剧组已经很熟了。任长箴和摄像师去贵春的菜园,经常东摘个黄瓜,西摘个柿子跪安吧,小春子,任长箴回复张贵春的短信。

一共八个分集导演里,只有一个是央视纪录频道正式的编导。有两个是任长箴想办法从央视农业频道调来的,其余人包括任长箴在内,都是自由职业者。用总导演陈晓卿的话说:这次的片子不是官窑,是民窑。

加拿大预测,这套片子还传播到了海外。旅日作家毛丹青给他课堂上给日本大学生们放了第二集和第五集,其中一名女生说,她今天回家就想试着做黄馍馍,还说这个节目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,毛丹青问她改变了什么,学生回答我现在才知道中国原来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国家。

舌尖上的中国

有人问我是不是想展现中国美好的一面?我既不想表现光明,也不想表现阴暗,做黄馍馍的老人,采松茸的丹珍卓玛这算是光明面么?这就是人家的生活。我们的片子就想展现普通人。输出正能量,这是我要做的事。任长箴说。

舌尖上的中国

1前期准备

舌尖上的中国

以一种比较慢的节奏去吃东西、去生活,食物都是最本初的那种食物,最干净、最朴素、最具有自然韵味的。

剪辑师吃着方便面编辑天下美食

如果你看过《留住手艺》、《北京记忆》这两部纪录片,那么就不难理解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叙述风格了。《留住手艺》是任长箴十年前的作品,片中按地域划分,纪录了中国近30种传统手工技艺和制作匠人,内蒙古的奶豆腐等都有涉及。片子里有《留住手艺》的影子,总导演陈晓卿说。当年任长箴是《留住手艺》执行总导演,片子在央视播出后好评如潮。后来,任长箴担任《北京记忆》系列纪录片主编。虽然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宏大的主题,但是选择了以普通人的生活点滴为切入点,描述北京人第一次装电话机、买私人轿车的细节。我始终是这种情怀,任长箴说,她把前两部作品看作是前世,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则是今生。

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在湖北嘉鱼

总导演陈晓卿看重的,或许正是任长箴的这一点。一开始,陈晓卿向台里申请选题的时候,临时选了个名字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,后来一度叫过舌尖上的旅行,最后剧组讨论才定下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这个名字。去年纪录片频道成立,一个纪录片频道应当播放各类纪录片,自然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,反映社会现实的,当然有美食旅游类的需求。所以,我向台里报了这个选题。陈晓卿在央视工作了二十多年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的选题。

采访职业挖藕人

拍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要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,透过美食来看社会,这是陈晓卿给任长箴的命题作文,从一开始,陈晓卿就没打算局限在菜系的范围之内。

导演班子组建起来之后,他们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找到中国烹饪协会,请教他们关于大厨烹饪的故事。总导演陈晓卿和顾问沈宏非都是美食家,但真正下到田间地头去拍摄的导演们,几乎全部都不会做饭。他们不知道火腿应该做汤还是应该炒菜,有的导演甚至连方便面都煮不好,全部都是从头学起。

任长箴很快开始工作,所有的场景和人物选择都是执行总导演任长箴,她带了一个很扎实的调研团队,陈晓卿说。

导演组让烹饪协会帮忙找了全国各大菜系的名厨,然后在烹饪协会四楼多功能厅开了整整三天的研讨会。后来多功能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任长箴,在他们开会的那几天,整个房间都是蓬荜生辉。任长箴不解,工作人员就咂着嘴说:你们可能不认识,来的这些都是巨大的腕儿,是各个菜系的翘楚啊。

任长箴最初对美食并不是很了解,接到任务后,她从网上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书,全部都是关于美食。一个四层的书架子上全都装满了,包括我的调研员的书架子上、分集导演的书架子上都是,任长箴说。这些书,他们基本都翻过,但是仍旧找不到思考问题的方向。

面对着这些烹饪界的大腕儿们,导演们问的问题,用任长箴的话说,相当粗俗不堪。比如他们问钓鱼台国宾馆的行政总厨:国宴吃什么?行政总厨回答:国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好吃了,因为国宴必须很精致,国宴的味道主要是淡。

直到一本名为《慢食运动》的引起书出现。这本书作者卡罗佩特里尼是意大利美食专栏作家和社会活动家,慢食运动创

整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都没有提到国宴,但任长箴觉得,导演们要拍好片子,必须有这样的知识背景。这些内容我们用不上,但必须要知道,心里才有底。

借问酒家何处有收获一片桃花源

烹饪协会的研讨会结束之后,各个分集的导演都领到了任务:根据自己这一集的内容搜索相关资料并且列出提纲。然后,有专门的前期调研员深入田野乡间调查,挖掘出若干个小故事。任长箴说,田野调查是他们成功的独门绝技,整个导演组都双脚回归大地,才是这部纪录片成功的诀窍。

片子播出之后,网络上的吃货们欢欣鼓舞,每天都看得直流口水。更有评论说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整个就是一部吃货圣经。但任长箴却觉得,这部片子根本不是吃货圣经,相反,这个片子在吃货的级别上弱爆了。不是全国优秀餐馆大集结,那不是我要做的事。任长箴说。

片子播出第一集的时候,凤凰网评论说:抱着借问酒家何处有的态度守在电视机前,收获的却不只是杏花村而是一片令人感动的桃花源。任长箴特别喜欢这个评价。在她看来,看这个片子流口水,是第一个层面的观众;而第二个层面是普通人的情感,是导演要表达的价值观。在整部纪录片中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,是普通劳动者们温暖的笑容,是他们平静的生活,是他们朴实的情感。普通人是我们的核心价值。因为普通者是最有魅力的,是离观众最近的,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,都是妈妈的孩子,谁没从家里带过妈妈炒的一瓶辣酱?任长箴说,如果我们总说鲍鱼燕窝,就没意思了。

除了美食的层面和情感的层面之外,任长箴认为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还有一个更深的灵魂层面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副主编李鸿谷说:或者,你把它视为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抗,以及漠视,也是准确的。伟大的农耕文明,才创造出中国人的味觉享受,并可上溯到家国情怀。任长箴认为,这是她看到的最好的评论。

荧屏热映诺邓火腿卖疯了

顾洁是第八集花絮篇的编导,也是整个纪录片的摄影师。她告诉记者: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能在中央一套播出,最令她欣慰的是片中的采访对象都能看到自己。比如第一集里采松茸的卓玛,就告诉导演组真的特别高兴。

纪录片火了,相应的淘宝网店也都跟着火了。淘宝网最新公布的淘宝数据显示,自该片5月中旬上映以来,片中介绍的美食在淘宝网的成交量超过700万件,部分冷门特产的搜索量增长了百余倍,甚至连食品类产品的网购高峰,也逐渐向每天22时以后的纪录片播出时段转移。一家卖诺邓火腿的网店,一共成交了33笔生意,其中32笔都是第一集播出当晚卖出去的。

听到这些,任长箴哈哈大笑,她说这些都是纪录片播出的副效应,是他们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。我要是早知道这样,就先把淘宝网上卖诺邓火腿的都垄断了,让他们都到我这儿来买。任长箴开玩笑说,不过不可能那样,我们只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要真是着意植入广告的话,反而不会有效果。

接下来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会不会拍第二季和第三季,任长箴不知道。因为那是央视的事情,而他们只是一群电视民工。就算央视要接着拍,也不一定会再找他们了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一共拍了八集,除了前七集之外,还有一集拍摄花絮,由每个分集导演讲述拍摄中的故事。可惜的是,央视综合频道首轮播出时,第八集并没有播出。本周三起,这部片子在央视纪录频道重播,而观众很有可能将看到花絮篇的真容。

舌尖上展现70后情怀

八个导演里,两个来自农业频道,有十年的农村采访经验;四个来自原来的《人物》栏目,对于捕捉人的思想,表现人的故事最有办法。而他们的共同点,是几乎全部都是70后。在拍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之前,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。拍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将近一年,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四五千元。之所以聚在一起,无怨无悔地拍摄这部纪录片,是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平台能够抒发对普通人的感情,抒发70后的情怀。

在任长箴看来,这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是70后情怀的集中体现。70后这一代人,是刚刚开始背负沉重生活压力的一群人。70后最文艺,但这种文艺不是小资情调,而是有家国情怀。70后既有国家大义,又不像60后因为小时候吃过苦而感到愤怒。70后的孩子没吃过什么苦,他们从小系着红领巾长大,受到的都是正面教育。所以,他们不忍批判这个社会,而是要找到社会中最温暖的东西。

70后的电视人,在技术手段、能力、驾驭方式等方面都已经日趋成熟,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里还有梦想,还没被现实生活妥协,内心的热情也还没泯灭。他们想要做的事情,就是呼唤隐藏在人们内心中的正面价值观。

很多人都说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所展现的,是一个干净而美好的世界,美得甚至都不真实。而任长箴觉得,充满负面新闻和批判性的社会,才是真正的不真实。在这个世界上,掌握话语权的人不是县城里的人,更不是山上挖笋的人。掌握话语权的人,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,是一些非自然的人。他们眼中的世界,就是网络上的世界,微博里的世界。任长箴说,做豆腐的,挖藕的,采松茸的那些人,根本都不知道微博是什么。真实的世界没那么喧嚣,而是默默存在着,你只有走近才能看见。

任长箴告诉记者,这个片子的撰稿,是每个导演自己。像这样的片子,只有亲历现场的作者才可以写的出来,撰稿人都是导演本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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